第一个提法是要解决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
而在注册制的制度模式下，市场要素居于决定作用，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市场能够发挥决定作用。全面实行注册制则是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理念为主导，根据信息披露制度应有的建构理念确定其应有功能，并根据其应有功能确定其制度结构，从而为证券市场准入制度的规范选择作出适当的技术设计。
注册制和核准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由谁负责对证券的投资价值做出判断。我国注册制主要借鉴了域外发行审核市场化的理念，同时也借鉴了包括审核主体、审查方式等技术规则，其中最核心的是借鉴美国发行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来源：《中国金融》2023年第10期。其次，各种责任机制的有效衔接。其次，从坚持中国特色的角度看。
我国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制度与核准制下信息披露制度相较，就是实现了从监管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向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的转变。就证券交易所而言，作为自律管理法人，除了从事提供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和设施的外，还肩负组织和监督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管理职能。在2014年4月创设之初，它主要是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
鉴于信贷总量与结构上的矛盾，我国央行对符合审慎经营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行定向降准。为了化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助力债转股，央行通过定向降准而提供流动性支持，这些都是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体现。此举旨在强化支农支小再贷款的精准性、直达性、有效性，引导地方法人银行持续扩大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信贷投放。此外，央行还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与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的服务对接，提供足额信贷资源，全力满足卫生防疫、医药用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技术改造等的合理融资需求，提升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
然而，各种市场摩擦不仅使总量均衡难以实现，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不断攀升，特别是不断增加的民营企业债券违约，一些生产经营正常的民营企业也陷入了融资困难，开始出现企业财务状况与融资环境相互强化的不良趋势。
在实践过程中，央行也通过对现有政策工具的变通与创新，更好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创设于2014年1月，旨在向符合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过去没有支持小微贷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小微企业就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这种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利率奇高，通常都在24%以上。后来，它主要功能扩展到了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
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极大地带动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我国央行贷款现已被细分为以下四类：流动性支持再贷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和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央行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阻止少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困境恶化为系统性的危机。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可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支小再贷款优惠资金支持。
为了应对债券市场恶化的信用环境，2018年10月，央行又创设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央行向专业机构提供初始资金支持，委托其按照市场化运作、防范风险原则，通过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为经营正常、但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发债提供增信支持，遵循阶段性帮扶、限期有序退出的理念，重点支持遇到暂时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有技术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通过央行的流动性救助、证金公司大规模入市买入，股票市场最终才得以平稳。
（二）中央银行贷款我国在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中，针对不同调控需要和信贷投向需要，创设了不同的央行贷款。因此，调节信用总量和管理流动性，并没有因为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而弱化，所有政策工具的应用仍需要符合保持币值稳定的法定目标。
2014年之后，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引导和调整我国银行的信贷投向，就愈加明显了。我国金融体系由以往的以银行为主的简单金融体系转变为以银行为主的复杂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仍然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特别是全国性商业银行，使得流动性即便总体充裕，也可能出现局部的、结构性的紧张甚至危机，客观上要求完善、拓展最后贷款人职责。在2013年之前的10年多中，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为了深度冻结流动性，防止信用与货币过快扩张。（四）引导和管理利率央行在2014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发挥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抵押补充再贷款，是为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发展，央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期限较长的大额融资，它是以抵押方式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比如，2005年为了化解证券公司风险，央行就曾向数家券商提供了大量再贷款。
我国央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维持金融稳定，为特定的机构或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发挥中期利率政策的作用，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
三档是指存款准备金率有三个基准档：第一档，对大型银行，实行高一些的存款准备金率。随之，央行连续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的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三农和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
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后，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资金供给，由于信息不对称，总有一些潜在借款者会得到信贷配给。这两项政策旨在激励金融机构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普惠金融领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根据央行《2022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2年末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已达6.4万亿元，占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15%左右。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等都是直接服从于新发展理念的政策工具。第二档，对中型银行实行较第一档略低的存款准备金率。2015年股票市场大幅下挫之际，央行又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公司发放了大量贷款。
发达经济体如此，中国就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用于当地贷款发放的资金达到其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的，可在相应基准档次上降低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要求。
传统上认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总需求管理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我国的定向降准、信贷支持央行贷款和专项贷款，不仅有直接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投向三农、扶贫、小微和棚户区改造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功能，还有促进银行信贷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均衡投放的功能。
更何况，政府除了实现总体经济目标外，还要实现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目标，但在某种程度上，效率与公平又存在一些矛盾。这从侧面反映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向相关领域内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后，再向央行申请资金，央行按贷款本金的一定比例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比例是60%，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的比例为100%。再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比较复杂。支小再贷款发放对象为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四类金融机构，申请支小再贷款的金融机构上季度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2016年3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央行正式创设扶贫再贷款，主要支持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发展的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创业就业，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自2022年1月，央行又实施了两项直达工具接续转换。早在2004年，我国央行便实施了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率就越高。根据央行《2023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延续实施至2024年末，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将延续实施至2023年末。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非常复杂，并不是说有了资金支持就可以让结构性顽疾迎刃而解，解决它们的根本出路还在于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欧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英格兰银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LS）、日本银行的贷款支持计划（LSP）和质化宽松等，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
